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 我的外祖父徐诵明先生 （管思聪）(美中報道）
我的外公(外祖父)徐诵明(1890年10月20日－1991年8月26日)，字轼游，号清来，浙江绍兴府新昌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入同盟会，参与辛亥，反袁，北伐诸役。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回国任教，曾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教授，北平大学医学院教授，院长，北平大学校长，兼农学院院长；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法商学院院长；同济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沈阳医学院院长，一生从事教育。今年是外公诞辰135周年，特写此文，以为纪念。
徐诵明出生于塾师家庭，五岁入私塾，十三岁时与叔父同年考取秀才，在乡人中传为美谈，也令他的祖父十分欣慰。后入新学，就读于浙江高等学堂预科，在此学习三年，成绩优异，同班同学中有邵飘萍、陈布雷、邵元冲、祝文白、郑晓沧等。1907年，浙江省掀起了反英护路风潮，这起事件在年青的人们中激发了爱国热情，也对徐诵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同学少年，书生意气，校园中充斥着各种救国理论，强军救国者有之，新闻救国者有之，徐诵明则全力鼓吹科学救国。
据外公说，他去日本留学出于一个偶然的原因。当时新学新至，入学浙高的学生们学历与年龄参差不齐，同学某君年龄较大，读起新学深感困难，徐诵明时时在学业上予以帮助，某君感念之余，遂建议两人结为兄弟。那时，日本明治维新在中国一般年青人中反响巨大，留学日本蔚然成风，徐诵明亦心向往之。一日与盟兄谈起，两人一拍即合。徐诵明告之，家中清贫，恐不能支持自己去日本读书，留日一事实难以实行。盟兄拍拍胸膛：钱不是问题，我家里有钱，我们是兄弟，去日本读书就包在我身上。经几次商量，遂下定决心。假期将至，两人办理了退学手续，相约假期后会合，同去日本。
对新生活的向往，前途的不可知，与家人分离的难舍，交织在一起，那一个假期，外公想必是在兴奋与焦虑中度过的。
不知出予何种缘故，他并未将此事告之父母，徐诵明的父亲是一名塾师，家中收入来自学生的束修，自己上新式学堂已耗泰半，大约实在不知如何启齿。即便开口，能否获得父母的同意也未可知。但留学的向往是热切的，决心是坚定的，学都已经退掉了啊。
徐诵明假期后如约来至同学家中，那人却避而不见，其舅父出来接待，说，我已经知道你们相约前往日本一事，但此事断不可行。某某有家（已婚）有业，家中不可能同意他出国读书，非常抱歉，云云。这个意外是外公未曾想到的。即使在七十年后，他向我讲述当时的情景，语气都变得急促起来：当时我真是急了，家中倾全力供我读书，我却私下退了学，原想去日本后再做解释，这下子真觉得无法交待了。那舅父又说，他是不能成行了。这样，你们是盟兄弟，又有约在先，我们家赠助一百元大洋，你可自行设法去日本留学。
徐诵明打听到上海一带有不定期的日本船只往来于日本与上海之间，主要是运送日本的商人，下女等来往中国，遂去上海一带等待。
船是什么船？在我的想像中，那应是一艘大型机帆船。何时到达？不定期，何地上船？上海附近，船票几何？未知，我是学理工的，所有这些不确定在我看来，几乎就构成一个不可能。
不知他等了多久，反正，终于有一天，船到了。外公购得一张最便宜的底舱票，调棹东去。
那是1908年，徐诵明十八岁。
外公的性格中有着坚毅，果敢的成份。他曾告我，少年时与同学同游天台山，山间有巨石横亘于深渊之上，俨然一座天然石桥，桥的另一端通往一座寺庙。那天有雾，桥身半隐于雾中，同学至此均踌躇不前。外公道，和尚担物尚能过桥，我辈为何不能？说着就径直走过去了。在外公一生大的抉择中，类似的石桥有好几座，他都是义无反顾地走过去了。
外公向我讲述他的经历并嘱我记录下来，大约是1980年前后，他的讲述非常简洁，但讲述的内容及时间表十分清晰。我当时将记录抄写了两份，外公一份，我留一份，但可惜我已找不到那份记录稿了。
外公到日本后的第一年，如何度过？不得而知。在我想来，那应是一段困难的时期。如何学习语言？到哪里去学？如何与人沟通？如何住下来？到那里去住？生活和学习，对一个身在异国十八岁的青年，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很多年后，我也出国留学，我的情况是不同的，首先我务过农，打过工，上过大学，当过教员。出国前，北京到纽约的机票已买好，联系的学校及奖学金事宜已办妥，同学已帮助联系了当地住宿，身上还带有二百美元。尽管如此，我的头一年，仍倍感困难，主要来自对语言和环境的不熟悉。
也或许，青年徐诵明的学习和适应能力远超过我的想像，这一切对他来说，不过是按部就班，水到渠成？
这段时期，如同大多留学生一样，徐诵明租住在日本人家里。“房东对租住的留学生好的很，如同对自家的孩子一样。”外公回忆道，不知是指普遍的现象，还是他个人的经验。
我曾着急地问外公，那一百元花完后怎么办？外公告诉我，当时在日本的中国学生，若能获得日本国立高等学堂预科（相当于高中？）录取，即可获得清政府的奖学金，视为公费留学，而他不久便考进去了。
徐诵明1909年4月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堂（东京）预科。
徐诵明时常光顾书店，一次偶遇那位曾共同谋划来日留学的同窗，徐诵明喜出望外，忙上前打招呼，某君却显得慌张，找了个由头匆匆走掉了。“其实那时我已有奖学金了。”外公笑着说。
那个时代，中国积弱，外忧内患，饱受列强欺侮，青年知识份子留学日本蔚为大潮，学兵、学工、学医、学文，一心想学日本，强中国。立宪党和革命党的领袖们，如康（有为）梁（启超）、如孙（中山）黄（兴）、也常常来往于中日之间，或避难，或募款，或宣传，或组党，革命党人以民族革命为号召，很容易激起青年们的响应。
章太炎先生时在东京，办报纸，发表反清革命的文章。徐诵明常去那里看报，有时与太炎先生长谈讨教；有时就点点头打个招呼，然后你做你的事，我读我的报，各行其事。他说夏天里，章“打个赤膊，一手执扇，一手执笔，“激扬文字，指点江山。
经章太炎介绍，徐诵明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预科毕业后进入第六高等学堂（冈山）。在冈山，徐诵明结识了党人中称之为“三哥”的吴玉章。吴是高年级学生，年龄较徐大上一轮。吴待人热忱，徐诵明喜欢与他分析时局，谈论革命。吴常不辞而别，一去便离校多日，虽同为同盟会员，亦不知其踪，后来才听说是担负着为国内购置军火之大任。吴玉章后来到学校来得愈少，不待毕业，便回国了。
武昌起义前后，在同盟会的组织动员下，徐诵明回国参与革命，具体在何地，行何事，均不详知。据家人告之，有参与制造，运送炸弹的情事，地点大约在江浙一带。最近有报纸文章，称徐曾参与陈其美组织敢死队一事，但此事过去未听家人提及，不知来源。徐在东京高等学堂预科的同班同学且时相激励的好友，福建人林尹民，在同一时期，去了广东，殁于黄花岗一役。
“辛亥革命成功后，我返回日本读书。“
袁世凯称帝，徐诵明回国参加“二次革命“（讨袁），这一次是在浙军，任上尉连长。“司令屈映光，参谋长是徐锡骥。二次革命失败后，我返回日本继续读书。”
革命热血参与，但读书一以贯之。
1914年，徐诵明考入位于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
我手头有一本装潢精致，古色古香的“杏华帖”，是外公留给我母亲的遗物，那是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纪念册，按日期，此册制于大正七年，即1918年。杏华帖附有全体应届毕业生及教授们的像片，籍贯及签名，平时的学习照，生活照，大学所在地福冈的街景，学校的布局及各教学楼的照片。
校园安静而美丽，像一座错落有致的公园。教学楼多为二，三层的小楼，外壁上镶有木条而呈现三角或矩形的几何图形。很多年后，我在美国乔治亚州山区里的一个德式小镇里看到相似建筑，才意识到这些大概均为仿德式建筑。
学生们上课均着制服，阶梯教室可容百来人上课，课余外有棒球，网球，游泳，射箭，柔道等体育活动。解剖课自然有尸体解剖，奇怪地是有张照片中好几位妇女着和服坐于教授一侧，是在讲述怀孕时的感受？呈现出来的是设施完善，教学的严谨，让人感受到明治维新的力度和深度。
那一届的医学生约六十余人，均为男性。其中两名是中国人：浙江新昌徐诵明，湖北宜昌刘先登。照片上看，留着短发，穿着制服，年青的徐诵明英气勃勃，眉羽中却带有一丝不展，这或许是那个时代中国留日学生的写照？
学校里其他中国同学还有陈君哲（中），夏禹鼎，钱潮，郭開貞（沫若）等人。我曾听母亲说有位成仿吾亦与外公系留日同学，外公告我，成那时是中学生，常来学校玩。
在此期间,徐诵明与郭沫若、夏禹鼎、钱潮、陈君哲、刘先登等同学,成立“夏社”,搜集、翻译日本报刊所载侵略中国的言论和消息,撰述一些反击日本侵略的文字,刻印后寄到国内各学校和报馆,进行爱国反日宣传。因为集会时间是在夏天，与会者都是中国人，中国原称华夏，而结社地点又是在夏禹鼎家里，所以郭便建议给这个团体取名为夏社。【1】【2】
大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人从日本带回来一份“古老”文件的复印件：日本设在中国旅顺的特务机关曾向外务省密报，在九州帝国大学,以徐诵明、郭沫若、夏禹鼎等人为首的中国留学生组夏社从事反日活动,建议驱逐。
外公没有多谈在福冈的四年生活如何度过，但想必那四年的学习应给他后来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医学院毕业后，应导师田原淳教授邀请，徐诵明留校做一年研究，“以实验证实寄生虫病领域内血液嗜酸性白血球增加现象。”好长的题目，那是1919年。
田原教授是著名的病理学家，曾于1904年在德国路德维希-阿氏-马尔堡大学做研究工作时揭示了心脏刺激传导系统的存在，这项研究导致了心电图诊断的建立，同时也导致了心脏起搏器的发展。田原因为他的工作获得1914年度日本帝国学术奖，被誉为心电图之父【3】。
外公说：田原教授为人诚恳工作认真，对学生循循善诱又严格要求，对他一生做人
做事有很大影响。
“我那时有钱的很。”外公微笑着说。在学校做研究有工资（或奖学金），北平一所医学院校亦预聘请他作为教授，薪水预发。同学们常来打“秋风”，活动，聚餐都由他付帐。经常有人来要钱，外公回忆，“郭来的多。“郭沫若当时是医学院一年级新生，办刊物。那时候的读书人，不把钱看得重，一人有钱，大家来用也是自然的事情。
一年研究完成以后，田原教授希望徐诵明能继续他的工作，他喜欢这位讷于言敏于行的学生，但徐诵明归期已定，且归心似箭。
十八岁离家东渡，十一载学成归国，徐诵明的心情想必是激动且欢愉的。
北京医学院创建于公元1912年，创建时名称为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这是中国政府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办的第一所教授西式医学的国立院校，首任校长汤尔和，校址设在北京和平门外八角琉璃井胡同。（随历史沿革，校名演变为北京医科大学，北平大学医学院，西安临大/西北联大医学院，西北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1919年，聘徐诵明为病理学教授。”【4】徐诵明是学校第一位中国籍病理学教授。
以下是在网上搜索到的：
1919年，将病理学家本村哲二的《病理学》上，下册译为中文。
1920年，负责审定病理学中文名词。他审定的病理学名词如“梗塞”，“血栓”等一直沿用至今。
首开先河，用中文讲授西方医学。
1921年，在北京公共学术演讲发表《梅毒与结核》的演讲，分别讲述，梅毒与结核两类疾病的产生，发展病因，症状及危害。
推进尸体解剖，积累标本，以供教学和研究之用。
组建病理学教学研究团队，他当时的助教与学生洪式闾，林振纲，李漪，许荫棠，林几，潘世晟等，为一时之选，日后成为中国卓越的病理学，法医学专家。其中，林几教授于1931年在北平大学医学院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法医学教研室，成为中国法医学奠基人。
工作渐上正轨。教书育才，科学救国是徐诵明青年时的夙愿，也是他一辈子为之努力的事业。家庭和生活在北京也逐渐安顿下来，有一张我母亲全家的照片，外公与外婆分坐两侧，母亲和舅父姨妈或坐或站于父母之间，时间是1926年，那年母亲八岁。
常居北京，外公逐渐喜欢上了这座城市，直到晚年，他都喜欢京式糕点和酱菜。京剧也是喜爱的，闲暇时带家人同去看戏，孩子们都受到熏陶。我母亲回忆，她的兄姊，我的大姨和舅舅，两人披上被单作戏装，在家里就能演上一曲苏三起解。外公也喜爱远足登高，常与同事好友相约，骑毛驴，走京西古道，游妙峰山。
整个社会仍是动荡不安，内战不已。校园里也不安定，学潮四起。徐诵明除教书外，还时时与军警交涉，奔走调解，营救被捕的学生。
1926年间，北伐军兴，徐诵明辞去教职，只身南下，临行前国民党北平地下党部曾秘密集会，“欢送徐诵明教授南下参加北伐。”
徐诵明那年三十六岁，家中已有七个孩子，老父在堂。他是一位大学教授，而非职业革命家或军人，突然辞去稳定的教职，离开相对舒适的环境，去参加一支军队？一家老小的生活怎么办？他们会否受到敌对方的迫害呢？大约是作了一些安排，但又能有什么样的安排呢？我近来常想起这件事，无从得知外公这个决定的背景和具体考量。他大约是把对国家和民族有关事宜远置于个人和家庭的考量之上吧。
徐诵明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卫生科科长。如同在北伐军很多单位一样，卫生科也被委派了一名党代表(科员级)，名叫贺诚。“他从未到职，我是从公文上看到的。“贺诚原名贺宗霖，毕业于北平大学医学院，是徐诵明的学生。“那时班上有俩个学生，调皮得很，一天到晚闹学潮。“外公笑着说，”一个就是贺诚。“我之前听说过贺诚，就问，“另外那个是什么人？”“开始大约是共产党，后来说是托派。”
八十年代中期，有一老人常来探望外公。有时提一只鸡，有时带两，三根黄瓜，据说都是自养自种的。小姨告诉我，老人是外公的学生，是个“托派”，住在郊区，走很远的路来。不知此位老先生是否就是外公提到的那位。
北伐后期，先是宁汉分裂，后是清共，政治上的纷争变成了暴力相向。北伐军占领武汉，徐诵明参与接管一所教会医院；北伐军占领南京，徐诵明又参与接管外国人办的南京鼓楼医院。北伐抵定后，徐诵明谢绝了何应钦提议任军医处处长一职，并辞去军中任职，重返北平。先是在京师大学校医科做教授，随即任新成立的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
外公与贺诚的故事还未完。一天他接到贺的来信，告知现居上海，毕业时因故未获毕业证书，无法开业（行医），以致生活无着，望先生予以通融。徐诵明请人查看了记录，贺各科成绩及格，已完成学业，未获毕业证书的缘故是学杂费未清，徐诵明嘱人将证书按其地址寄去。他们俩人再次见面已是五十年代初。贺诚任职卫生部，聘徐诵明去卫生部就职，两人见面，相谈甚欢。“你大约不知道你帮过共产党一个大忙吧？”贺诚说，“当年我接到你寄来的毕业证书，随即在上海开了一家达生医院，此处用作中共政治局开会的地点，周恩来等人常在此处开会，上海很多秘密地点都先后暴露，但此地从未被破获。”这样的结果徐诵明当然无从得知。
1929年，徐诵明主持创立北平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并兼任院长。
1930年，徐诵明在北平大学医学院首次实施七年制教学，并向社会广泛介绍医学之各专业的设置，普及人们对西式医学的认识。
自担任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起，每年新生的第一堂课都是由他亲自来讲的，讲如何来当医学工作者。北医的毕业生对徐诵明的课程记忆颇深，其中1929年入学的隋式棠曾回忆说：“我是1929年考人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初开始，医学课程既无中文课本，又乏现成讲义，教师们的讲稿都是从外文书籍中摘录来的。多数学生下课以后还须互校笔记，重新整理，颇为麻烦。至1932年，开了病理学课程，由已接任平大校长的徐诵明教授主讲。徐师的讲稿内容丰富，条理清楚，层次分明;兼之其口齿清晰，遂免却了学生们课后校整笔记之苦，极受大家欢迎。这是我从小学到大学印象最深的一位老师。”
大约1980年左右，我在暑假途中买了一本杂志，内有一篇文章,作者黄树则。故事的背景是三十年代，主人公则是一位留学回来的病理学教授。文章通过一堂课的场景描述师生间的互动以及老师的职业及道德风范，读后令人感动。一方面感慨一个学生居然可以被一位老师如此地打动，我甚至觉得在当时那个年代，作者写下如此的故事将来是否会有政治上的麻烦。回家后，不知怎的，我问妈妈外公是否有过一个叫黄树则的学生。妈妈回答说有，这位黄医生后来好像去了延安。
再次见到外公时我带上了这本杂志，并遵嘱读了一遍。外公听后，缓缓地说，黄树则是我在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他这里讲的有百分之七八十是我的事，但也不全是我，另一些讲的是我的一位助教。
教学和办学应该是外公一生事业重心之所在。但他作为一个病理学教授的一面我所知甚少，他也从未提及，感谢这些作者们给我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窗口，使我得以一睹外公当年的风采。
1932年，北平大学校长沈尹默辞职，北平大学各院院长公推徐诵明为代理校长，后获教育部任命为校长。
北平大学如今少为人知，或常与北京大学相混。何谓北平大学？
1920年代的北京有“国立八校”之说，指的是清末民初所建，北京大学（北大）、北京师范大学（北师大）、女子高等师范（女子高师）、北京工业大学（北工）、北京农业大学（北农）、北京医科大学（北医）、北京法政大学（法政）、北京女子大学等八所高等院校（国立八校，各校校名随历史多次演变，此处沿用合并时校名），后来又加上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统称“国立九校”。1927年8月，张作霖控制北京，为节省经费故，将国立九校合并组建国立京师大学校。1928年6月北伐军进入北京，蔡元培在国民政府会议上提议：“北京大学历史悠久，拟请将京师大学校改名为北京大学，并选任一校长，以责专成。”这是想以北京大学的名义合并北京国立各校，蔡元培有意兼任校长。但几经周折，大学委员会最后商定，将北平、天津、保定三城内各国立学校整合院系后，统一合并成国立北平大学，其规模远超前京师大学校，任命李石曾为校长。这样的合并一经提出，遭至三地各校的群起反对，其中以北京大学学生反抗最为激烈，学生们建立了“救校敢死队”等组织护校，最后经吴稚晖、蔡元培等出面调停，教育部做出让步，同意北京大学原有三院组织上不拆散，经费不减少，名称改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这样，在停课九个多月后，1929年3月北大重新复课。同年8月，国民政府正式决定将北大学院脱离北平大学，恢复为国立北京大学。
继北大独立设置后，北师大也独立出去，北平地区以外的院校也渐自脱离。1931年2月，李石曾辞去北平大学校长，由沈尹默接任。其间，女子高师与北师大合并，校名仍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32年8月，沈尹默辞职，由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徐诵明接任国立北平大学校长。1934年，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改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单独设置。至此，原有的国立八校中，北大还是北大，设文、理、法三院；北师大与女子高师合并，仍称北师大；北平大学（平大）由原国立八校中的五校组成，设农、医、工、法商及女子文理五个学院，建制方告稳定。北大和平大，有相似的历史渊源，有分分合合的共同经历。北大的地位勿容置疑，但平大的医，农，工等自然科学学院的办学也是独具特色,成绩斐然。北平的教授们，如马叙伦，沈尹默，胡适，鲁迅，刘半农，白鹏飞，许德珩等大多曾在两校任职或兼职。
抗战胜利后，北平大学未能复校，北京大学在原平大农、医、工三院基础上重组了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五十年代初，这三院从北大再次分立，农学院演变为农业大学和林业大学，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医学院则发展为后来的北京医学院。
徐诵明自1932年来，开始担任北平大学校长，直至1937年学校西迁，成立西北联大，主持校政达七年之久。他的治校方针，一方面“整顿校纪，集中事权，调整结构和经费，实行教职员责任制”，改变人浮于事的松散消沉的风气；一方面实行“兼容并收，学术自由”，识人用人惟学识人品，“不问何党何派。“【5】
1932年及1934年，北平大学先后聘任范文澜，许寿裳为女子文理学院院长。1934年，商学院合并到法学院，改组成法商学院，聘任白鹏飞为院长。这三位均为当时著名的“左翼”教授。
1935年末，日本继侵占东北后，又步步进逼，将其势力向华北方面延展，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州国。在日本的逼迫下，南京国民政府被迫签订了耻辱的《何梅协定》，取消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中央”系组织和军队退出冀、察、平、津地区。日本方面则分化以二十九军系统为主的华北地方势力，谋划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使华北实质上脱离中国中央政府的治权之外。二十九军宋哲元，秦德纯，萧振瀛，张自忠等联名宴请北平各大学校长与知名教授，借以试察民意。萧在宴会上说明，为避免冲突，向日本妥协合作也是不得以而为之，云云。徐诵明在会上起立发言，激烈反对。
下面是在网上发现的一则消息【6】。
（北平）天津教育界宣言，通电
北平教育界公推周炳琳，傅斯年于三日晨由北平来保定，当至商震宅谒何应钦，迎何赴平。二时何与周、傅同车赴平。徐诵明，梅贻琦，李蒸，陆志韦，陶孟和，蒋延龙，傅斯年，周炳林，张奚若，刘运筹，顾毓琇等十余人，四日下午赴居仁堂面何，报告华北时局经过情形，并陈述处理时局意见，谈二小时余辞出，何对徐等所陈意见两点，甚为重视。国立平津院校教职员联合会二日发表宣言通电，对所谓华北自治运动有所表示，兹分录原文如次：
【宣言】近有假借民意，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实行卖国阴谋，天津北平国立学校全体教职员二千六百余人，坚决反对。同时深信华北全体民众一致反对此种运动。中华民国为吾人祖先数千年披荆斩棘创造之遗产，中华民族为我四万万共同血统，共同历史，共同语言文化之同胞组成，绝对不容分裂，大义所在，责无旁贷，吾人当以全力向中央及地方当局请求立即制止此种运动以保领土而维主权，并盼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救危亡。
【通电】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院部署均鉴，今有假借民意，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实行卖国阴谋，同人等坚决反对，并发表宣言，唤起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求危亡。务恳迅即设法制止此种运动，以保领土而维主权。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平律国立院校全体职员同叩
通电和宣言由北大蒋梦麟，清华梅贻琦，平大徐诵明和北师大李蒸四位校长发起，迅速得到平津两地国立院校两千多名同仁共同签名。
“中华民国为吾人祖先数千年披荆斩棘创造之遗产，中华民族为我四万万共同血统，共同历史，共同语言文化之同胞组成，绝对不容分裂。”现今读来，仍然是掷地有声，令人动容。
徐诵明时为留日学生在学界的领袖人物，日本使领馆过去常常与之联络。华北局势紧张后，徐诵明断绝了与日方的往来，不再参加任何与日方有关的社交联谊活动。我小姨回忆说，日领馆曾多次来信并数次来人邀请，外公均予以拒绝。
在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前，天津日系中文报纸即披露了“委员会”组成名单，徐诵明赫然列名其中。徐诵明得知其名被盗用，激奋异常，径直前往居仁堂见何应钦。何是中央政府驻华北代表，两人系北伐时期旧识。何先打官腔：“你做总比别人做好。”徐诵明说：“此事决计不做。”何说：“我们是老朋友，你若决心不做此事，则要小心，日本人坏得很的。”从何处出来，徐诵明当即乘车去天津，然后兼程去西安，没有通知任何人。
人找不到，那个“委员会”也没有办法。二十九军某人说，徐某“不赏脸啦。”日方后推出周作人作为替补，北医的老校长汤尔和也随后加入。
很多年后，大姨告诉我：“（外公）人一下子不见了，四处打听均无消息，家里急坏了。过了好长时间，才有消息转来，说是人在西安了。“我小姨对这一事件也有回忆：”我父亲时任北平大学校长，曾与北京四大院校校长联名通电路透社反对华北自治，揭露日本侵华野心。由于他是日本留学博士，日本人曾数次登门劝说为日本工作，为我父亲严词拒绝，并只身避往天津，然后由我母亲和大姐带我们前往西安与父亲会合。我是他最小的女儿，当时虽只有五岁，在那日寇气焰嚣张，步步紧逼，民不聊生的动荡日子里，一幕幕父亲爱国气节的形象和当时的恐慌混乱逃难的情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7】
徐诵明一介书生，大是大非面前，如此地坚毅，如此地决断。有时想一想，不容易与我熟悉的老祖父的形象联系起来。
日本侵华已全面展开，中国内部尚不统一，国共纷争不提，国民政府上下也不能达成一致。
白鹏飞讲过一则故事：“北京大学蒋梦麟、清华大学梅贻琦、北平大学徐诵明，三位大校长联名请我九点半在丰泽园吃早饭，客人只有我一个。我奇怪那是为什么？哪知只是饮了三杯酒，吃了两个菜，蒋梦麟就对我说：‘你的老乡（白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是桂林小同乡，李白对白十分推崇）真是愚蠢极了，这个时候还搞分裂的六一运动，你赶快打电报回去，劝他们别再瞎闹下去了。’我听了他们的话，气愤到了极点，就严肃地回答他们说：‘我的老乡是逼蒋抗日，也许是瞎的，但还不瞎至丧权辱国。你们的老乡（蒋、徐与蒋介石同是浙江人）真精明，精明到中国的领土一半变了颜色！‘“
白鹏飞时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白与徐诵明是留日同学，也是时相往来的朋友。
西安事变发生后，北平知识界联名通电张学良：【8】
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当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
蒋梦麟（北大），梅贻琦（清华），徐诵明（平大），李蒸（北师大），
李书华（北平研究院），陆志韦（燕京），李麟玉（中法）
知识界人们心中之极度焦虑，溢于言表。
七七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于庐山举行座谈会，共商国是。学界王星拱，竺可桢，吴贻芳，徐诵明，张伯苓，马寅初，梅贻琦，陸志韋，蒋梦麟，羅家倫，顾毓琇，胡适，傅斯年等人应邀出席，强烈要求当局贯彻守土抗战之决心。【9】【10】正是在那个会议上，国民政府做出了全面抗战的决定，发表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著名宣言。
日寇占领平津。平津地区的高校在此之前已开始了大规模地迁移。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及北洋工学院迁至西安，成立西安临时大学(后迁汉中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南开大学则迁至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迁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政府艰难地从中英庚款战时借贷中向每所临大各拨款二十五万元，临时大学不设校长，各由三校校长组成常委会，联合办公。
平津三院校师生陆续迁来，西安临时大学克服重重的困难，于1937年11月1日正式开学。陆续有教师学生间道而来，由于华北陆路交通被日军封锁，重点搜查年轻学子，许多人不得不冒着被日军抓捕的危险，先入天津，乘船至山东，经济南，开封，郑州到西安求学。【11】
我母亲那年从北平师大女附中毕业，亦加入西安临大，成为一名一年级新生。
1937年底，正面战场溃败，上海，太原等地相继失陷，次年3月，山西临汾失守，日军直逼风陵渡，潼关告急。
鉴于时局，教育部于三月上旬决定西安临大南迁汉中，成立了以徐诵明等十七人为首的“迁移事务委员会”，商定由西安至汉中的行军方法。南迁的全体师生编为一个大队，徐诵明任大队长，设参谋团负责行军事宜，北师大校长李蒸任参谋长。大队下设中队，区队，分队，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家里过去有几张那个时期拍摄的旧照，照片中这些队长，参谋们均着长袍马褂。
3月16日，师生乘火车到宝鸡，临行前，由膳食委员会购得锅饼8676斤，咸菜300余斤。至宝鸡后，按每人每天一斤锅饼，一块咸菜分配。宝鸡至汉中，255公里，分为十站，师生每天步行少则10余公里，多则至30公里，循序前进，行李则雇有骡驮及胶皮车。
翻越秦岭时，适值雨后未晴，道路泞泥。酒奠梁到柴关岭一段，更为艰难。少数几辆汽车在公路上爬行，还没有人行的速度快。车辚辚马啸啸，队伍在秦岭腹地艰难的行进。每晚宿营后则有同学用收音机收听时事，将内容用大字书写，次日晨沿途张贴，以使大家了解隔绝的时事。【12】秦岭道上的绿林好汉，沿途传书，“学生过境，不得叨扰。”
用谷歌地图按地名搜索，那条路径至今仍是万山丛中一条细细的白线。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回忆说：“这次迁移所费达一月有奇的长久时间，全体师生徒步近千里的路程，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涉凤县，从事这样的长途旅行，在我们学界，却是破天荒的大举动。”【13】
到达汉中后，师生们立即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1938年4月，教育部正式下文，将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在城固县城成立校本部及文理学院，在文庙设教育学院，在小西关设法商学院，在古路坝设立工学院，南郑设医学院，沔县设农学院。【11】
5月2日，西北联大正式开学，徐诵明在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在抗战期间最高学府的学生们应如何救国？不一定非得拿枪杆上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徐诵明这一段朴实的讲话不知打动了多少年青学子的心。人们在记录那段历史的回忆中，反复地引用这句话，有些人将这句话在心里记了一辈子。【14】
外公向我讲述他的历史时，十分简洁，往往一件事就是一、两句。除非我追问，很少展开。但有少数事情他是较为重视的，其中之一就是在平大和西北联大期间，如何聘用和保护“左翼”教授。我当时并不理解为何外公强调此事，一串串的人名也让我觉得索然无味。时隔近四十年，写这篇关于外公的回忆，我以此为主题搜索了网上可能找到的所有文章，对此类事件，以及其与平大和西北联大后来存续的直接关联性，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我也能体会到外公当时的心境了。
徐诵明是老同盟会员，亦是资深国民党员，我想，他的思想意识与共产主义革命大约没有太多的交集，但他的党派意识淡薄，在他的信念中，国家民族的利益居有至高的地位。他清廉正派，生活简朴，不阿权不谋官，一生的志向就是办教育。他识人用人凭的是学识人品，很少论及政治色彩。
在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北平大学的学生冲上街头，与北平各校学生一起，揭露日本的侵华野心，反对所谓的华北自治。我在网上以“北平大学，一二、九运动”为关键词搜索了一下，出来大量条目和长长的名单，可见在当时环境下，北平大学学生的政治光谱。在那样一个民族危亡背景下，他自然是同情学生们的爱国行动。一二、九运动中，徐诵明是第一位到国民党党部保释学生的大学校长，他不但保释了被捕的平大学生，其他大学，如东北大学的被捕学生，也被他一同营救出来。北京市档案馆藏有北平大学工学院全体教职员发布的通电，电文称：“学生何罪？爱国为罪，实古今所未有，中外所未闻也。”
学校的教职员中，也有一批所谓“左翼”教授，如陈豹隐，李达，程希孟，许德珩，沈志远等。徐诵明在1963年回忆道：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前，北平大学特别是法商学院的学生中就有不少进步份子。因而早为国民党中央所注意。徐诵明自代理校长职务后，每次到南京见到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等人，总被提醒法商教员成份很复杂，应该好好地整顿。1936年，北平大学新聘许德珩，程希孟，沈志远等左翼人士为法商学院教授后，更引起国民党中央的关注。1937年3、4月间，教育部去电北平大学，称：奉中央令要解聘陈启和（豹隐），李达，许德衔，程希孟，沈志远五教授，嘱徐诵明依照办理。徐诵明和白鹏飞顶住压力，不予办理。教育部长王世杰在电话里对徐诵明说：“中央命令不能不照办，人数方面可以略减，否则恐怕影响平大前途。“
为此，徐诵明专程去南京，他对王世杰说：“学校聘请教授，一向只问学问如何，不管政治派别。大学校长的任命在教育部，而教授的聘任与解聘，责在学校，教育部怎能越权下令？再说教授的聘书是有期限的，这几位教授各有专长，并是深受学生们欢迎的。”王世杰说，“北平大学的教授之中，亲共份子是很多的，蒋委员会长都注意到了。我也知道，教育部不能越权解聘教授，但这是中央党部的意见，我只是负责转达。”【15】
陈果夫对徐诵明质问：“像许德珩这样的，北京大学都解聘了，北平大学怎么会要聘他呢？”压力这么大，徐诵明还是坚持自己的办学宗旨。此后，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大学与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迁往西安，成立西安临时大学，徐诵明仍以临时大学常委兼法商院长的名义，对上述五教授发出聘书。
1938年，陈立夫接任教育部长。他对西北联大的状况十分不满，特别是对联大继续聘用“进步“教授，讲授有争议的政治，经济，法律课程不满。徐诵明这时仍兼法商学院院长，除了前面提及的沈志远外，又聘用了寸树声，章友江，韩幽桐，黄党非，彭迪光，刘及辰，曹靖华等人，这些教授开设了经济史，社会学大纲，比较宪法，文艺理论，及俄语等课程，一时间法商学院被某些人指斥为“陕北公学第二“，但在徐诵明看来，这些当时比较新颖的课程，对于一所大学，“可以有。“
陈立夫陆续安排CC派人员到西北联大就职，先是委派原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任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并兼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继而派教育部督学张北海到校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张北海随身带着一位武师作为保镖，并带来一批手枪分发给学校里的三青团骨干，他的主要工作是在校园中煽风点火，在师生中挑动左右两翼的争斗；胡庶华的行为没有那么张扬，但他私下频繁向陈立夫写信报告，西北联大尤其是法商学院的一批人，“拿政府的钱，做反对政府的事，”必须予以清理。解散西北联大的时机就是胡向陈的建议。当然，胡只是一位参议者，处理西北联大事务的主要势力还是陈立夫以及背后的国民党中央党部。
1938年9月，徐诵明辞去所兼法商学院院长一职，聘历史系主任许寿裳为院长。陈立夫的教育部对此举不能容忍。在许寿裳就职欢迎会上，张北海组织一批三青团学生发难，“任命大会进行到一半，三青团的学生就闹起来，把许寿裳从台上轰下来，许愤然辞职。“接着教育部任命张北海为院长的指令就来了，徐诵明立即致电陈立夫，“你作为教育部长，不可以这样任命一所学校的院长！“在电话里就争吵了起来。
1939年4、5月间，教育部去电西北联大称奉蒋介石命，要解聘法商学院曹靖华，沈志远等十余名教授，徐诵明曾为此事往重庆交涉无果。随后，陈立夫一面派特务持枪住校监视，一面继续要求西北联大解聘那十多位教授，徐诵明坚决不执行，并与西北联大常委，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联名辞职。四十余名西北联大教授一同辞职。辞职的电报发出不久，教育部就发出了解散西北联大的命令。
徐诵明后来回忆：西南联大一直办到抗战胜利，才迁回平、津各自复校。西北联大则仅存在两年时间，于1939年8月被政府教育部横行解散，这是什么缘故呢？问题就出在教育部要解聘平大教员，而平大拒不受命，这是西北联大被解散的唯一原因。国民党企图解聘法商五教授的阴谋虽未能得逞，但是他们的不满意是可以想象而得的。这是日后西北联大所以解散的远因。拒不解聘教员（指曹靖华等十教授），后又辞职消极抵抗，这是西北联大被解散的近因。【16】
徐诵明的回忆，基本上符合历史的真实。【17】许寿裳的任职与免职，也是一根导火索吧。
李蒸在1962年回忆道：我们与陈立夫几次谈到学校不安定情况，特别是法商学院，提出张北海的特务作法不能使学校正常进行，请调离学校以重课业。陈立夫已面允调他回部。我们于教育会议后回到学校，以为他必能实现自己的诺言。但是他不但未将张北海调离学校，反而将他由法商学院院长地位“提升”为全校的常务委员。法商学院是原平大的一个学院，平大校长徐诵明看到陈立夫决心与他为难，所以立即向当时教育部提出辞职，我当时看到陈立夫这种作法，显然是要把西北联大置于特务控制之下，学校不能再办下去，于是也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原有平大，师大两校长都提出辞职，特务张北海也就无法在西北联大赖下去了。陈立夫羞恼成怒，一不做，二不休，于是就我们辞职的机会，对西北联大进行改组。【18】
曾任西北大学校长的侯外庐曾在北平大学任教授职，他在回忆录中提到：当北平大学迁至陕西，成为西北联大一员，北平大学的进步传统影响着西北联大的师生员工。1939年，国民政府下令西北联大解聘沈志远，曹靖华，韩幽桐等十余名进步教授，校务委员会常委，原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先生拒绝执行，教育部催办，徐先生与四十余名教授，愤而辞职。西北联大很难继续办下去，于同年解体。【19】
中央研究院院士顾颉刚在回忆录中写道“不幸教育部长是陈立夫，他是只知有（派）系，不知有党，只知有党，不知有国的人，在他极端偏狭的心肠中，总想把CC系统一全国大学。西北临时（联合）大学本来徐诵明做得很好，他派张北海做该校法学院院长，带了手枪去发给学生，教他们闹起风潮来，就把徐氏逼走。“【20】
有种说法说西北联大的内部合作问题，也是学校解体的一个因素，西南联大的某些人们如是说【21】。远在广西的浙江大学竺可桢也在日记中记到：西北联大则以李蒸及徐诵明二人与（教育部派来的）张北海不能合作，而胡庶华因联络张遂得为校长云云。【22】大概的意思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吧。固然，历史背景不同，专业组成不同，教育观念和方式也不尽相同的三所大学突然组合成一所学校，无疑会有着磨合的问题。但主要的纷争来自哪里呢？来自于胡庶华，张北海的分化渗透，来自于他们所挑动左右两派师生的强烈对立。究其根源，如同徐诵明所说，还是来自陈立夫及国民党当局对联大校务的不满，特别是对没有改制课程更没能解聘所谓左派教员的不满，不满就搅动风潮，就把党派斗争的一套（陈氏原是国民党组织部长）拿来应用，把一所西北联大搅到四分五裂。联大初期从西安到汉中的千里跋涉，三校师生通力合作克服艰难险阻，成功地完成迁校和建校，有过一个好的开篇。特别令我欣慰是在网上无以数记的资料文献中，从未看到一篇文章提到任何有关徐诵明，李蒸，李书田三位前辈，为一已之私，而发生争执的事例。特别是李蒸和徐诵明（李书田时已调离筹办西北工学院），至始至终，一直是通力合作，共同进退。至于与胡庶华，张北海的“合作”，或在某种程度上，与陈立夫的妥协，历史不能重复，只能见仁见智了。
“右”方压力如此，那“左”的方面呢？左方也不满意。工作没有了，收入没有了，当然不满意，认为校方没能够尽力保护。学校西迁，路途的艰险，日军的刻意阻拦，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教职人员到职。艰苦的环境和条件，有些人来了又离开了，留下来的人们有着一种患难与共的感觉，这本来也是徐诵明拒不执行教育部解聘左派教员指令的原因之一，但他已经尽力做了他所能做的。
有次在网上浏览，看到一个有趣的故事。那十余位教授离开陕西后，有些人到了重庆，受到周恩来会见并宴请。会中有个人报告说，“我们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的矛盾，作了坚决地斗争。“看了令人失笑。
离开西北联大和北平大学对于徐诵明个人的职业生涯，是一次重大的挫折，毕竟北平大学是他的努力所在，办教育更是他一生的志向。但对徐诵明来说，做人和治学的原则是不愿也不能放弃的。有人说，徐氏本属《论语》所谓“刚，毅，木，讷，近仁”之类的笃实之人，与校内整日纠集闹事的人们本不属一股道上跑的马车【23】，出来也好。
这场西北联大和教育部间的解聘和反解聘的争执，最后导致了西北联大的解体，西北联大从此从历史上消失，“西北联合大学”的名字只存在了一年四个月，加上前期的“西安临时大学”，也只有二十三个月。同时消失的还有北平大学，直至抗战胜利也未能复校，所属的农，医，工三院由北京大学在北京重建。
另一方面，西北联大的主体部分解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等五所院校，客观上奠定了中国西北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这五所学校演化出了众多西北高校，涵盖了文理、政法、军工、农林、师范、医学等多个学科门类。
“教育不能由教育家来管，是中国教育最大的悲哀。”徐诵明回到重庆，暗地里被审查“是否有亲共之嫌“，一年后挂名医学教育委员会，前后”赋闲“达五年之久。
1944年7月，徐诵明出任同济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
抗战爆发以后，同济大学为躲避战乱先后搬迁到沪、浙、赣、桂、滇，最后于1940年10月从云南昆明迁到四川李庄。
李庄小镇，在当时物质生活艰难困窘的条件下，接纳了辗转迁徙中的同济师生，使他们得以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下安置下一张张课桌，同济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心存感激。1944年10月，同济大学校长徐诵明特聘张官周，张访琴，罗南陔等九位李庄士绅为同济大学名誉顾问。
1944年秋冬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从军号召。同济大学召开了“知识青年从军动员大会”。徐诵明在会上说道：“国家兴亡，民族兴衰，在此一举。知识青年们，你们得此报国机会，真是你们的荣幸。”同济师生积极响应。三十二岁的工学院教授，留德博士杨宝林率先报名，激励了所有的在校师生。高职学生彭垂慈向徐校长递交了从军志愿书，他写道：脱掉工服，换上戎装，在生死斗争中认识人生的意义。全校近700人报名，体检后，364名师生投笔从戎，同济师生们的爱国热情，轰动了重庆市及整个大后方【24】。同济大学为所有从军师生办理了保留职位和学籍的手续。1945年1月9日，学校停课半天，在校本部禹王宫举行隆重欢送仪式。徐诵明为全体志愿青年军们题词共勉：坚定意志，贯彻始终。
李庄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美丽的传说。但那个时期，勿论对国还是家，都是非常困难的年代。抗战期间，国家财政困难，教授们正常的薪水也不能全额或按时发放，称之为战时薪。我母亲时为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学生，她回忆那时她的生活几乎完全依靠贷金（政府给后方学生发放的战时贷款，包含学费及最低生活费），“鞋底磨穿了，就在鞋里垫一片硬壳纸；假期回家没有足够的路费，只能想法搭乘顺风车。”母亲在当年给我父亲的信中，关于那个时期，提到过两件事：一是说她妹妹，我的五姨，曾做过献血者，以领取的营养费购买文具书本；二是她的一位朋友，因生活所需，在校外兼职超时而违反校规，遭到停课的处分。那位朋友的父亲，则是西南联大的一位校长。【25】子女如此，大学教职员们的生活也就可想而知。
学校的状况也是困难的。徐诵明接替同济校长职务时，同济校内已是人心涣散。前任校长丁文渊本是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留德后回头接长同济，本应是地利人和。据说他“漠视师生疾苦，独断专行，挥霍公款，“致使同济大学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又加上任用私人掌握后勤，从中捞取好处，与同济的教授们关係势同水火，二十多位教授多次实名上告，丁文渊最后只好离去。【26】
徐诵明利用多年的高校管理经验，广泛团结同济师生，大刀阔斧地革故鼎新，随着一系列教学管理措施的落实，师生职工们的精神再度振作起来。
什么样的措施呢？根据文献【27】的记载，总结出以下四条：
1.面临学校严峻的经济困难，历行节约，缩减行政开支，团结师生员工，实行勤俭办校。
2.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激发同济的活力
a.支持医学院和法学院的学生成立“野火文艺社”，支持成立“济声合唱团”，支持师生们因地制宜地开展各种文体活动。
b.1945年，循例举行38周年校庆运动会。赛场上的竞争与奋斗精神，再度显示了战时同济的勃勃生机。
3.兼容并包，民主办学，广延人才
a.打破同济大学历来都是留德人员任教的局面和陈规，聘请欧美留学归来的学者来校任教。
b.委派人员等赴美国留学深造。
4.院系设置的调整和发展
a.工学院原电机系附设的造船组扩大为造船系，增办了机械工程专修科。从此，工学院就有了机械系、电系、土木系、测量系、造船系。
b.理学院原有的数理系被分开，设置化学、生物、数学、物理四系。
c.医学院在宜宾城区新建立了病理馆、药物馆、细菌学馆、公共卫生研究院和生物学馆。
d.在宜宾建立了国内第一所正规化的医事检验学校———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
e.增设了法学院。
1945年院系调整和扩增后，在校学生人数达到了2423人，同济进入了在李庄的鼎盛时期，并开始向综合性大学发展。
同济大学在李庄的六年中，先后经历了三任校长：周均时、丁文渊、徐诵明。有人这样评论：上述三任校长的治校理念、措施和成就迥异，周均时使同济在辗转中获得安定，丁文渊给同济带来了短暂的混乱，徐诵明使同济获得了长足发展。【27】
抗战结束后，教育部有意将同济大学迁往四川重庆，留在西南发展。徐诵明考虑到学校的发展和广大师生的意愿，表示不同意。蒋介石到宜宾巡视时，见到徐诵明，再次询问：“可否将学校留在四川重庆继续办学？”徐诵明告知全校师生员工迁回上海的心情迫切，表示无法从命。随后他带领同济大学的广大师生员工迁回上海继续办学。徐诵明在写给教育当局的信中言称“得其在原地恢复弦诵之声，继续为国育人，则幸甚至矣。”
1946年6月，徐诵明经行政院任命，调往东北接收满洲医科大学。满洲医科大学始建于1907年，原名南满医学堂。1922年，南满医学堂由专科升格为本科，改名满洲医科大学，学制七年，校址由大连迁沈阳。作为日本侵略中国，经营“满洲“的一部分，校内设施完善，医用显微镜多达一百多台，硬件设置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北京协和医学院。当时，这所学校是日本排名前五的医科大学。日本战败后,该校由政府接收，更名为国立沈阳医学院，由徐诵明出任院长。
关于外公的这次调动，我小姨回忆说：“1946年朱家骅任教育部长，安插他的人，我父亲改任沈阳医学院院长。”【7】但在1945年底我母亲给我父亲的一封信中是这样说的：”我父亲现在同济大学做事，同济大学现在四川南溪李庄，将来去那里，现在还未十分决定。教育部希望家父能随同济回上海，但父亲自己的意思又有不同，或有可能去台北大学“（注：查台湾当时并无台北大学，只有一所台北帝国大学，即后来的台湾大学）【25】
或许这两种因素兼而有之？至于当时为何是调往东北接收满洲医科大学，而不是台湾大学，不得而知。
当时沈阳医学院的教职人等多为日人，当然是惶恐不安。我小姨回忆道：我们当时住在图书馆楼上，图书馆里收集了不少名画古籍，管理图书馆的日本人说，可以拿去挂在我们房间里，我父亲一物不拿，还不允许我们进去看。管理仪器的日本人要送给我父亲一套贵重的白金坩锅，我父亲严词拒绝。那日本人对人说，这样的人少见，真令人佩服。父亲一生清廉，历来教育我们不做亏心之事，不取不义之财，担任几任大学校长，临终时箱中空空如也，无值钱之物。【7】
徐誦明在沈阳的经历，已不可考。我搜遍了网络，只找到一篇文章。有当事者记录了当时东北的乱像：接收的乱像，贪腐的乱像，国共内战的乱像，“唯有接收中的教育部門，淤泥不染，一枝獨秀。。。徐誦明接長日本創設的「南滿醫科大學」，改組為「國立瀋陽醫學院」，規模設備，亞洲無多，慘淡經營，廢於一旦。“【28】
1948年中，国共在东北的战争胜负大致己定，除沈阳等几座孤立的大城市外，东北大部均已解放。沈阳城内的军政机关乃至军队高层，都有大批人员与城外联系，酝酿起义或投降。沈阳医学院亦是如此，校内中方教职人员和学生，在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也在安排着接收事宜。不断有人来见徐诵明，希望他能参与其事，徐诵明婉拒了这些请求，大约是基于”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原则吧，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居然从有关当局要到了一架大型的飞机，乘载不愿留沈的教职人员，其中大部分是在徐就职后应聘的，以及部份医疗教学设施，由沈阳飞抵北平。办完交接后，徐誦明随即辞去沈阳医学院院長一职，辗转到达上海。
1948年底，教育部长朱家骅两次来电，聘请徐誦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我小姨回忆说：“聘书就放在家里的桌上,”外公回绝了。我想，沈阳的那段经历，大概令外公即沮丧又失望吧！
1949年，徐誦明受聘于浙江医学院任病理学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贺诚任职卫生部，他打听到消息后，立即电邀远在浙江的徐诵明赴京工作。1950年3月，受贺诚的邀请，徐誦明担任全国医学教育的工作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他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药卫生系统院校的医士教育五年计划，规划了全国医药卫生建设的发展、招生规模，在创办高等医学教育三年制的专修科制度、建立医学中专教育制度和组织建立在职干部进修制度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并在教学计划、院系设置、学制规定、经费调拨、师资培养等方面，制定了统一的原则和具体的要求，使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体系。同时，他出任卫生部首部药典编纂委员会委员和北京医学院病理学一级教授。
徐誦明的老朋友马叙伦时任教育部长，他认为徐未能被任命为较高的行政职务，曾当面斥责贺诚，说，你把你老师请来，何故又不作任用？我们教育部还缺人呢。徐誦明说，你不要这样说，医学教育规划是我能做且願意做的事情，这样的工作很好。马叙伦早年曾在北京医学专科学校任教，贺诚也是他的学生。
1953年，徐誦明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首任社长，提倡医学学术研究著作和教材的中文化与普及化，统一全国医药院校的教材，组织专家将西方医学各个学科的大量学术著作和教材翻译成中文出版发行。1956年任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29】
1958年，徐诵明被划为右派，降职降薪，主要罪名是反对党的中医政策。贺诚则在此之前因同样理由调离卫生部。外公曾对我说，我并没有反对中医，只是建议中医中药应采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研究以至发展。
李健生是外公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徐诵明获右派后，章伯钧李健生曾来家中访问，“先生是否受到我们的牵连？”徐说，“与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时期，各人自保躲避还来之不及，章李夫妇尚能顾及他人。
为写这篇文章，我翻阅了不少的资料，感触之一是，外公的学生们，把他们这位老师，当成好大一件事喔！而外公对他的学生们，也是关怀倍至。如他早期的学生林几英年早逝，外公每每提起，都动感情。我母亲曾回忆说：“外公对学生好得很。他的学生姜泗长夫妇，有段时间就住在家里，外公待之如同家人。那时家里常有学生上门求告，不管是否认识，外公多少都予以帮助。”
文革期间，外公与大姨一家被強行从原来居住的西吉祥胡同8号四合院迁至东吉祥胡同34号，那是一个大杂院，居住很多户人家，由于面积太小，外公只能住在一间五六个平方米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除一张单人床外放不下别的家俱。生活上的窘迫不提，政治上的压迫随之而来，抄家批斗，胸前还挂上历史反革命的白布条，被勒令在家出门都必佩戴，以示污辱。我每想起，脑海里就浮现出一幅犹太人在纳粹时代被強迫佩戴的六角星符号。值得欣慰的是，那个院子里邻居们宽容相处，并没有人白眼依势欺人。
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外公又被关进“牛棚”，失去自由，每日写检查。“牛棚”是中华医学会的一间办公室，大约三十多平米，里面关着二十多个“牛鬼蛇神”（文革中对所谓“黑帮份子”的称呼），都是并排睡在地上。
我小姨回忆说：“文革期间，父亲受到冲击，限制了人身自由，戴了许多不实的帽子。即便在那种极不公正的待遇下，在外调审查时总是实事求是地说明当时的事实，不拔高，不贬低，不阿谀奉��，不说违心的话，身处逆境而不乱，心胸开阔。我们子女们一直忿忿不平，父亲总说历史会让事情回到真实面目。”【7】
一位表弟回忆：“外公69年5月从牛棚出来，回到东吉祥胡同的家中，当时他己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他走路很快，也显得硬朗，见到我十分亲切，说，小弟，我眼晴己经看不到你了，说完爽朗地大笑。我后来得知，牛棚出来后，外公眼睛只能轮廊上看到人影，是谁已经分不清了。多年以后想起，总是感受下当时的情景，当下的外公，可说是十分痛苦的，老人这般地大度，荣辱不惊，令我感慨莫名。“
外公在72年送给我母亲的照片后题诗：颐和春景甲天下，漫步长廊画中游。花落花开寻常事，八旬老叟有何求。
我也感慨莫名。
粉碎“四人帮”后，徐诵明获得平反。
1978年，被推选为第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他积极地参加全国政协的各种工作，参政议政。
1985年，徐诵明出席了西北大学北京校友会的成立大会并担任名誉会长。
1989年，担任了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
1989年10月20日，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共同隆重为徐诵明举办了百岁庆祝活动，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在庆祝大会上致词，徐老“一生爱国，治学严谨，知人善任，宽厚待人，作风正派，兢兢业业办教育，受到了教育界、医学界的尊重和拥戴。” 经陈敏章和中华医学会会长白希清两人介绍，徐诵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1年8月26日上午10点55分，徐诵明因肺部感染、循环衰竭，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102岁。
1992年，北京医科大学在建校八十周年时，缅怀爱国教育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先驱，中国病理学科的奠基人—老校长徐诵明教授，塑半身铜像于校内。
2010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原北京医科大学），同济大学，西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及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共同发起活动：纪念著名爱国者、杰出教育家徐诵明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撰文曰：“他一生担任过五所国立大学的校长。这段时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最为苦难的岁月，西方列强的掠夺、军阀的割据、日寇铁蹄的蹂躏、内战频频发生，使中国的高等教育举步维艰。然而，像我们的老校长徐诵明这样的一批有志之士，不畏艰难，惨淡经营，排除困难，呕心沥血，坚守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这块阵地上，为高等教育的安全与发展贡献了他们的一生。历史的沉浮，似水的流年，在整整的一个世纪中，我们的老校长走过了历史的波澜壮阔，他就像一座不朽的丰碑永久地屹立在中国的教育史上。“【30】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初稿于外公诞辰130周年，2020年，完稿于2025年4月20日
参考文章：
1.徐诵明-烽火中弦歌不辍
2.郭沫若传
3.田原淳－心臓の電気的刺激伝導系の発見者
4.北京医科大学的八十年
5.中国近代教育家、病理学家徐诵明
6.《国闻周报》第12卷8期1935年12月
7.怀念我的父亲徐诵明先生徐幼清
8.西安事变文集选
9.1937（民国二十六年）Reader.Epubee.com
10.竺可桢日记1937年
11.西北联大：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
12.走出一片蓝蓝的天：缅怀西北联大
13.西北联大往事
14.从古路坝走出的战略科学家
15.北平大学往事
16.徐诵明：西北联合大学的解散《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4辑
17.左右之争与大学校政：陈立夫，徐诵明与西北联大法商学院的整顿
18.西北联大的成立和解体
19.候外庐回忆录：《韧的追求》
20.顾颉刚先生事略
21.西北联大：联而不合也不和，与西南联大命途迥异
22.竺可桢日记1939年
23.民国大师传-同济归海
24.徐诵明：“宽而有制，和而不流”
25.同济大学１００年同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26.徐云英家书
27.李庄时期同济大学三任校长治校探析
28.成败之鉴：田雨时：白山黑水北虏恨——东北接收三年灾祸罪
29.中国病理學奠基人：徐诵明
30.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纪念著名爱国者、杰出教育家徐诵明诞辰12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