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滔、劉靖康、俞浩：新一代中國企業家用硬科技“破壁”(美中報道）
最近幾年來，中國財經圈聊的企業家，已經換了一波主角。
不再是圍著馬雲隔三岔五的“金句”去掉書袋，也不是追著任正非、劉強東等人的創業故事，不厭其煩地翻新。
現在，聚光燈開始轉向另一群人——一群85後、90後的新掌舵人。比如大疆的掌舵人汪滔、影石創新的劉靖康，還有追覓科技的俞浩。
有意思的是，儘管這些企業家很少接受專訪，但這屆年輕人似乎更愛聊他們，因為他們更坦率、更真實，創業時也沒什麼了不得的背景資源，是真的靠自己去創出一片天。
他們的武器不是人脈，也不是商業頭腦，而是簡簡單單的三個字：硬科技。
從技術裏找路
中國上一代企業家的故事，大多從“看見機會”開始。
柳傳志那一代，面對的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裂縫。他的“貿工技”，把“貿”放在前面。最早做漢卡，後來賣電腦，都是看准了市場缺什麼，就做什麼。技術很重要，但首先是門生意。
後來的馬雲，講的是“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1999年，他看到美國的互聯網能把賣家和買家連起來，於是最先學習美國的電商模式，並複製到中國。
同時期的馬化騰和李彥宏，也是從美國的互聯網中找到樣板，然後快速複製，在中國以高打低。
這代企業家的共同點是：市場在哪里，他們就往哪里去。
技術是工具，是手段，是用來解決市場需求的。同時他們的實踐，也很大程度上在中國建立起了現代商業的基礎設施，填上了很多空白。
而汪滔、劉靖康、俞浩這幫人，路數是反過來的。
他們的故事，是從一個個具體的技術問題開始的。
汪滔最早就是想不明白：為什麼直升機那麼難飛？他在香港科技大學的畢業設計是做個飛控系統，結果答辯那天，飛機沒飛起來，教授只給了個C。但他就跟這個“飛起來”較上勁了。
後來創業，大疆最早就是做飛行控制器，沒想什麼航拍市場。直到代理告訴他，飛控大部分被用在航拍上，他才恍然大悟：“我不能看著一個大機會不去做。”
劉靖康做全景相機，則是因為他覺得拍全景視頻太麻煩。別人都在做硬體，他在軟體演算法上死磕，搞出了“先拍後構圖”——你不用一邊拍一邊操心構圖，拍完360度畫面，後期再選你要的角度。
這個點子，讓影石在全景相機這個不大的市場裏，做到了全球八成份額。
現在他殺進運動相機，和大疆平分秋色。
俞浩也是一個“軸”人。從小天賦異稟，被保送清華學航空航太。後來看到戴森的電機每分鐘10萬轉，別人都說追不上，他就想試試。
結果真讓他做出來了，而且還越做越快。他說，只要不違反物理定律，剩下的“都是資源問題”。這話很有工程師思維：別扯別的，問題能分解，就能解決。
這些年輕企業家的特質是：不信邪，不會等老外做出來了再上，也不信什麼“中國人就只能做組裝”，而是選擇自己手搓代碼、圖紙、實驗數據。
市場當然重要，但驅動他們的，先是“這個東西我能不能做出來”，然後才是“做出來有沒有人要”。
這和柳傳志那代“先找市場，再找技術”、“先看歐美、再去模仿”的邏輯，截然不同。
時代變了。
汪滔們長大的時候，中國已經有了完整的工業體系，有全世界最豐富的供應鏈，有每年幾百萬的工程畢業生。
他們不再需要從零開始建工廠、跑審批、找外匯。
他們缺的不是製造能力，而是敢不敢挑戰最核心的技術，敢不敢定義什麼是“好”。
把中國的企業文化重做一遍
企業的商業模式不同，自然管理模式也不一樣。
過去中國的企業文化，主要特徵是“重管理，輕個體”。
任正非的“狼性文化”，馬雲的“中供鐵軍”，都是把千上萬人擰成一股繩，朝一個城牆口衝鋒。組織強調的是像軍隊一樣有紀律，有執行，然後拿下山頭。
與此同時，薪資待遇也是如此，管理層的工資往往比一線做事的高出太多，且成員們在公司的地位，往往是論資排輩，企業一旦做大，就有了官氣。誰能把人管好、管服，往往還會被友商大力學習、借鑒。
而新一代面對的問題不一樣。他們管的是一群聰明人，做的是沒人做過的事。怎麼管？
每個年輕企業家的做法也不一樣，汪滔曾經曆過“禮崩樂壞”，早期大疆發展太快，內部管理沒跟上，貪腐、山頭都出來了。
最難受的時候，他發現“公司已經到處都是山頭，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藩屬國’裏當大王”。
為了整治公司紀律，汪滔拿出了比老一輩企業家更鐵的鐵腕，要求公司不許穿拖鞋上班，食堂只提供素食，這些規定背後是他對“秩序”的理解。
而劉靖康想的是怎麼讓公司自己“長腦子”。他不希望所有事都自己決定。
影石新出的AcePro2街拍套裝，從想到做，他完全沒插手，團隊自己搞成了。
他說這叫“Context,not Control”（提供資訊，而非控制）。目標是讓公司變成一個“學習型組織”，能自己“開發新知識”。
而影石的企業文化，正好和大疆相反：鼓勵員工穿拖鞋來上班，然後配備娛樂室，自由一點，輕鬆一點。年會發獎品，不是論資排輩看貢獻，而是簡簡單單的：抽獎。
俞浩的管理則往外延伸。他不光管公司內部，還帶著一群中國供應商一起升級。做電機需要高端軸承，原來只能找日本德國。他拉著國內廠家一起試，從12.5萬轉到15萬轉，硬是把國產供應鏈帶起來了。
“如果我們沒有在12.5萬轉的時候開始培養國內供應商，沒有深度掌握供應鏈，是不可能走到這一步的。”他的追覓科技，是一個技術擴散中心的角色。
現在他喊出“2億年薪招首席科學家”，搶的是最硬的人才。從電機到掃地機器人，再到佈局人形機器人。
他的邏輯是：技術就是一切，人才才是根本。
硬科技：新的信仰
和矽谷的科技大佬們比，這屆中國年輕企業家也顯得不太一樣。
馬斯克講的是火星殖民、人類命運，故事宏大得像科幻小說。喬布斯追求“改變世界”，要做出“驚豔宇宙”的產品。
而汪滔們的故事更“接地氣”。
汪滔的大疆，不僅填補了中國“無人機”的空白，也重新定義了“消費級航拍無人機”應該是什麼樣子——穩定、易用、強大。他讓曾經專業、昂貴的航拍，變成了普通人的創作工具。
劉靖康的影石，不是在已有品類裏做到性價比最高，而是用演算法和體驗，重新定義了“全景記錄”和“運動記錄”的邊界與樂趣。
而俞浩的追覓，野心更為宏大，他不止於做出比戴森更好用的吸塵器，而是從電機這個“心臟”部件突破，從機器人到航太飛行器全方位突破，要在公認的巨頭領地和技術天花板之上，開闢新路。
說到底，汪滔、劉靖康、俞浩這代人，信的是硬科技，但他們的風格，是先落地，再去談願景，在最硬、最核心、最考驗耐力的地方，證明中國人可以定義什麼是“好”。
定義一架消費無人機該怎麼飛，定義一臺運動相機該怎麼玩，定義一顆高速電機該怎麼轉。
重新定義價值，就是新一代企業家的終極使命。
所以他們不滿足於在中國市場複製一個美國模式，或在全球市場提供一款高性價比的中國產品。而要用自己的技術理解、產品哲學和用戶體驗，去定義某個品類、某種技術應用乃至某段產業鏈。
而他們的實踐，也在回答一個更關於中國商業更深刻的問題：
在擁有了齊全的工業門類和龐大的市場之後，中國能否為世界貢獻原創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產品定義權、技術標準與品牌文化？
所以說，財經圈的話題主角換了，也許正是因為：中國商業的底層邏輯，也開始換了。
中國經濟的下半場，需要這些年輕企業家去挑戰西方的技術權威，打破技術依賴的壁，打破品牌低端的壁，打破“中國只能跟隨”的認知壁！
當硬科技成為信仰，當挑戰成為習慣，中國企業的故事，就會翻開新的一頁。(作者丨無相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