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本上的傳奇”，走了(美中報道）
“當我與黑猩猩對視時，一個正在思考與推理的個體也在回望著我。”這是珍·古道爾在影片《珍》中的一句話。
這部由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於2017年推出的紀錄片，詳細記錄了這位動物行為學家在非洲坦桑尼亞貢貝國家公園的身影。1960年，26歲的古道爾首次奔赴貢貝保護區（後升級為貢貝國家公園），與黑猩猩群體親密接觸，此後便是38年的野外科研生涯。在踏足貢貝保護區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內，古道爾就完成了兩項轟動世界的發現：黑猩猩並非素食主義者，以及它們會使用工具。後者直接重塑了人類與動物之間的定義邊界。
紀錄片中，穿著標誌性卡其色短褲與綠色襯衫的年輕學者，此後成了國內中學生物課本中“黑猩猩的朋友”“古道爾奶奶”。她引領的貢貝黑猩猩研究專案進行了65年，至今未停。她也是珍·古道爾研究所創始人、聯合國和平使者。在生命的終末，她仍輾轉於世界各地的演講臺，講述著動物福利和環境保護的議題。
當地時間10月1日，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巡迴演講期間，古道爾因自然原因離世，終年91歲。這一次，這位動物保護者的精神領袖又走下了講臺，重歸深林。
真正的“猩語大師”
從坦桑尼亞西部核心城市基戈馬出發，乘船約4小時，便能到達貢貝國家公園。行走在貢貝溪畔的遊客，常能聽到森林深處突然爆發的某種呼喊聲。這喊聲始於一串低沉的號召，很快，其他十幾個相似的聲音應和疊加，逐漸昂揚，直至成為此起彼伏、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嘯。
這是黑猩猩群體的一種儀式，參與者可以通過聲音風格來辨別彼此。演講時，古道爾常會模仿黑猩猩的叫聲，並告訴聽眾這些聲音表達的意思。有善意，有憤怒，也有哀傷。
將自己視作黑猩猩群體的一員，也許是古道爾研究最離經叛道的注腳。1934年出生於倫敦的古道爾，從小就喜歡動物，有一張和黑猩猩玩偶的合照廣為流傳。宿命般地，她在1957年的一次非洲之旅中結識了正在進行考古發掘的路易斯·利基，後者是劍橋大學20世紀著名的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利基得知古道爾沒有本科學位，但仍被這個熟知各種野生動物習性的姑娘打動，推薦她去貢貝保護區研究黑猩猩。於是，古道爾被劍橋大學接納，成為世界上極少數沒有本科學位便獲准攻讀博士的人之一。
為了打入黑猩猩內部，1960年7月，古道爾直接開啟叢林生活，住簡陋帳篷，在溪流中洗澡。黑猩猩對擅闖領地的不速之客抱有極強的戒心，也曾對她發起攻擊，但古道爾通過效仿黑猩猩呼聲和動作來與之溝通，與它們吃同樣的果子。就這樣堅持數月，黑猩猩的攻擊意圖幾乎消失了。她終於成了一只“白猩猩”。
最先對她釋放善意的黑猩猩，古道爾叫它“灰鬍子大衛”（David Greybeard）。她喜歡按照特徵為研究個體起名字，而不是用傳統的編號，從而與每一個個體都建立起情感聯結。這樣的研究行為在學界引發了長久爭議，反對者認為其違反了科學研究中立、客觀、理性的原則，且侵入式研究對動物群體本身的習性可能產生影響，進而造成結果的偏差。
但不可否認的是，古道爾的研究拿到了所有中立觀測者都未曾接觸過的一手材料。在對“灰鬍子大衛”的觀察中，古道爾發現它會去掉植物莖稈上的葉子，將其插入蟻穴“釣”白蟻。彼時，“使用工具”仍是區分人與動物的鐵律之一，古道爾的發現直接將其抹去。利基面對這一發現時也驚呼：“現在我們要麼重新定義人類，要麼重新定義工具，否則就得接受黑猩猩也屬於人類。”
基於在貢貝保護區5年的研究，古道爾於1965年完成論文《貢貝保護區自由生活黑猩猩的行為》，獲得劍橋大學博士學位。接下來的數十年裏，古道爾陸續發現了黑猩猩群體之間的戰爭、同類相食、互相梳理皮毛聯絡感情、久別重逢後摟抱親吻等秘密。於是人們知道，黑猩猩社會與人類社會之間有著超出想像的相似性。
古道爾掌握的黑猩猩所用詞語超過400個，是真正的“猩語大師”。她在2002年的一次TED演講中說道：“我們終於明白，人類與動物之間，從來沒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當然，她也向聽眾帶來了來自坦桑尼亞的問候——一連串“嗚嗚嗚”的叫聲。那是她在模仿黑猩猩和同類打招呼。
“那個擁抱”
古道爾離世後，許多網友在社交平臺上傳遞哀思，其中轉發最多的一條視頻，是古道爾2013年在剛果共和國的一個工作切片，被網友們稱為“那個擁抱”。
視頻裏，她和團隊正在放生一只從非法野味貿易中解救出的黑猩猩。爬出籠子後，黑猩猩在陌生的叢林環境逡巡幾步，靠近飼養員，似在表達不舍，然後爬回籠子上方，伸手抱住了古道爾。這個擁抱持續了十餘秒。
“沒人知道它當時會想要做什麼……這個擁抱所蘊含的溫度讓我銘記終生。”古道爾在視頻中說道。
博士畢業後，古道爾回到叢林，在貢貝保護區建立了專門針對黑猩猩的研究中心。在一次跨越保護區上空的飛行中，她目睹了這片狹小林帶正被村落包圍蠶食，以及村落中貧窮絕望的民眾、毀林後裸露的山地。她逐漸認識到，動物保護不能只談科學，而是要先修復公眾意識。
以研究中心為基礎，珍·古道爾研究所於1977年成立。貢貝國家公園成了黑猩猩及其棲息地的全球保護中心。該機構在全球設有20多個辦事處，其在非洲開展的以社區為中心的保護和發展專案已成為該類專案的標杆。
“根與芽”則是珍·古道爾研究所旗下的全球青年專案，始於1991年。那年的一個午後，古道爾在自家後門廊道上和十多名坦桑尼亞當地青少年會面，談論他們親歷的保護專案、遇到的棘手事件和關於未來的擔憂。這群青少年便是“根與芽”初創團隊的一部分。目前，該組織在超過75個國家和地區擁有上萬個活動團體，激勵了大量年輕人參與環保事業。
古道爾一生創作了超過27本成人和兒童讀物，並出現在眾多紀錄片和電影中。2019年，《國家地理》雜誌開辦“成為珍”巡迴展覽，聚焦她的畢生創作，目前仍在美國各地巡展。她的最新作品《希望之書：艱難時期的生存指南》已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在全球發行。她個人所獲獎項和榮譽也不可勝數，包括在2002年被任命為聯合國和平使者。
作為動物保護主義者，古道爾總是被問及“它們的希望在哪里”“我們的希望又在哪里”這類問題。“希望不代表坐在那兒一廂情願。”在她眼中，希望是長長的黑暗隧道盡頭的一顆小星星。“坐在隧道口指望希望降臨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必須加油幹……爬過去，鑽過去，繞過所有橫在我們通往那顆星星之間的障礙。”
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古道爾每年都有超過300天在外奔走遊說，訪談、演講、合作專案無數。耄耋之年的她，從一個工作地點到另一個，常常都是跑步前進。不知何時，英國當地媒體開始稱她為“奔跑的特蕾莎修女”。直到生命最後，她仍在為一個跨越民族、宗教乃至物種的信念而奔跑著。
如今，人們已很難將古道爾定義為一位只為動物發聲的保護者了。貢貝國家公園周圍村落的長老和群眾都曾對媒體表示，珍·古道爾研究所在本地開展的工作幫助他們提升了收入，改善了醫療和教育狀況。“黑猩猩的朋友”心中的天平，似乎早已向人類方向傾斜。不過，與成為環保主義者之後的人生相比，古道爾和黑猩猩共度的時光還是更讓她愜意。珍·古道爾研究所建立初期，在和坦桑尼亞政府官員探討耕地保護政策時，古道爾曾說：“我畢生中最美好的時光都是在貢貝森林中度過的呀！”(中國新聞週刊)
